作者：梁江濤
從今年1月1日廣州自來水全面漲價開始，全國多個城市先后拉開了漲價序幕，關于水價上漲的理由的爭論一直沒有結果。專家分析，水務市場化似乎和政府退出公用事業劃上了等號，一些地方政府干脆對國有企業“一賣了之”，政府對水企失去控制力導致一系列問題。（12月2日 《經濟參考報》）
股神巴菲特說過，退潮的時候誰穿沒穿褲頭看得一清二楚。而水價上漲的時候，政府站到岸邊已然清晰可見。市場化改革、節能減排與轉換經濟增長方式等等堂而皇之的理由，成為政府退出公用事業的最好借口。當城市供水投資與保障的主體由地方政府改制為企業，水廠擴建、管道改造和延伸、治理污染以及供水一體化等資金投入不斷上升的需求，都成為漲價的沖動。一些地方政府干脆對國有企業“一賣了之”，最終不可避免地造成“赤峰水污染事件”這類悲劇的發生。中國真的進入了完全的“商品水時代”？如果有一天，水漲暴漲到了直逼底層民眾生存底線之時，政府是否要像應對房地產市場那樣，向窮人提供“保障水”？應該說，依稀可見的“警戒水位”已使政府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角色，以找準自己的“水位”。
我們先不妨設想一下“保障水的故事”。有一天，窮人沒錢交水費了，要保證正常供水與生活所需，政府不得不被動與市場過招。顯然，政府不可能像建保障性住房那樣，對城市供水另起爐灶，重建一條與“商品水”平行的保障性供水線。那么，只能啟動財政補貼的辦法，向窮人發放“水貼”。可是這一輪“水貼”尚未在口袋里捂熱就變成下一輪水價上漲的動因，刺激供水企業通過調價來吞食這塊政府“水貼”。久而久之，“水貼”與漲價進入了利益博弈的惡性循環之中，獲利的是企業，埋單的是政府，委屈的還是底層民眾。“保障水的故事”只能是對政府供水改革將自己引入尷尬境地充滿憂慮的假設，如果成為現實，則后果委實堪憂。
在美國。水務完全國有，絕不允許外資進入。由于大部分自來水公司和污水處理公司主要由政府投資興建，多數以公有制為主，屬于市、縣和地區政府，所以水價一直低位運行。而在法國法律明確規定“水是國家共同資產的一部分”，政府承擔水資源的管理職責，并對私營水務公司進行監管。這樣做既保障了城市供水網絡的效率和水質，同樣有效地避免了企業將水作為稀缺資源壟斷起來，進而漫天要價。提及漲價，常聽到有一種響亮的聲音叫“與國際接軌”，那么對城市供水的監管為何不與國際接軌，一提到改革立馬“賣水”、“放水”？
其實不用拿國外來說事，眼前就有一實例。據11月24日《人民日報》載，齊齊哈爾市從今年11月起，綜合水價由今年初每噸4.2元調至3元，供水企業出現的虧空由政府負擔。在全國許多地方不斷傳來“水價上調”消息的時候，齊齊哈爾此舉自然迎來了市民的普遍歡迎。政府為供水企業填補“窟窿”就是一種積極主動的改革之舉，應對之舉。由此可見，只要政府始終堅持水是公共產品，堅守在不增加百姓負擔的前提保障供水是一種天職，通過公共財政的調節功能，再輔之以必要的、常態化的監管，就不會陷入“水淹七軍”的被動境地。
筆者無意否定供水體制的改革，在堅持公共產品公益性的原則之下，借用市場機制，利用社會資源，加快社會公共事業的發展，解決公共產品需求，已大勢所趨，但不能一改革政府就完全站到岸上來，等到供水企業控制了水資源的命脈，水價不斷上漲，再回過頭找自己的“安全水位”，顯然就太遲了。對于漲價，人們不僅僅在是算一本經濟賬，更在心里替政府算一本政治賬，民生賬。如果政府倒洗澡水的時候，將孩子也一起倒掉，那才是百姓最揪心的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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